一月十五号回米国，在日本转机，已看到机场告示，武汉爆发疫情云云。之前我在国内待了一个月，高铁也坐了，圆桌也吃了，感冒也不争气地得了。但自恃未踏足武汉，保持着事不关己的底气。
这两天关于新型肺炎的新闻在这边也爬上报纸头版了。傍晚，擤着尚存的鼻涕，公民责任感突然爆发，觉得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确诊一下，于己于人，都未尝不是好事呢…
用医疗保险看病，普通科室自付15刀，急诊室50刀。这个时辰只能看急诊。急诊部有单独停车场，很小，绕十分钟，才找到一个车位。施施然走入楼内，全副武装的保安守在大厅。前台问咋了，我说，十来天前有点感冒，还没痊愈，因为刚从中国回来，想过来确定一下不是那个恶疾。
前台两名女性，一位负责登记，另一位闲坐，两人本来在聊天，此时突然眼放精光看我。登记那位说：“你戴上口罩再说话。”
右手边放着那种普通的医用口罩。抽出一片戴上，边回答基本信息问题：名字，生日，有没有来过这里。给我套上手环后，闲坐的女士也戴上口罩，绕出来，示意我跟她走。我期待她说点什么，但她只是沉默。
转了两个弯，走入急诊室内部。一眼望去，隔间众多，布满文件柜，高脚靠背椅，悬挂的横置的显示屏，令人眼花缭乱。铮亮的地板上竖立着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和许多垃圾箱。护士、助理护士、院警、穿手术服的医生、推着垃圾车的清洁工穿行其间。我眼前是个分诊室，将病人按需排序的地方。其后有ABC区，不知何以区分。
（事后查了一下，急诊部的规划，大致是将各种床位手术间分布四周，护士站，医生工作台置中，资料室影像室这些技术支持部门则见缝插针地安排。另外有病人入口和救护车入口，布局十分复杂。）
长长走廊上躺着各种病人，有蜷缩的，有嘶嚎的。有个绝色美女脸上七八道流血的长痕，可能是让酒醉的男友给毁容了？（畜生！…）
惋惜之意甫起，带路的那个女士推开一扇门，我一脚迈入，不料她带上门就退出了。
这是个小房间，面积约等于半个大学集体宿舍。对面也是一扇门。室内灯光惨白。墙角一只红色垃圾桶非常醒目，上书“感染垃圾”，并有三圈相连的生物危险品标志。
墙上各种喷头，有的是淋浴的花洒，有的像出气孔，令人不安地联想到一车车犹太人。他们被德国人运到目的地，先用消毒水冲个澡，冲着冲着就停水，开始出气了…
不由推开对面的门，原来一门之隔就是楼外空地。退回室内，稍微镇定了一些，但之前这个房间还关过什么人呢？他的呼吸有没有像个拉风箱般呼哧呼哧地回响过整个空间…医生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恶劣的病毒是否已悄无声息地布满我日渐老去的裸露的脸庞…胸口闷痛起来了…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
遂拉开前门，机警地观察四周。马上有个男护士出现。他说：“先生，你必须呆在房间里。”
“但是房间里很吓人，医生也不来…”
“医生很快就会来。现在请回到室内。我们不想这个医学中心成为全美（新型肺炎）的发源地。”他声色俱厉。
那我就退回去，遗世独立，尽量往空处站，绝不碰到任何东西，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又过了一刻钟，有个护士妹妹推着一台问诊电脑进来，说抱歉久等，因为这个病比较新，医生们正在开会学习研究（临时抱佛脚？），很快就好。同时能不能先测量一下我的生命体征呢？
她很和蔼，但脸上戴着三层防护面具，最里面是N95的3M-1860型口罩，然后塑料面罩，然后医用口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新型肺炎被对待之严肃的程度了。
她先问我何时回的美国。
“一月十六日。”
“在中国待了多久？”
“一个月。”
“什么时候开始有感冒症状？”
“记不清了，不是一月九号，就是十号。”
然后问症状。我说一开始喉咙痛，然后流鼻涕，然后咳嗽，但不是很凶。没发烧，至少我自己没觉得。今天来急诊主要是觉得小心为上，想确定一下。
她问我在中国去过哪里。我说好几个地方，但不包括武汉。她追问是哪些地方，我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我跑过的省份报给她，她认真记下。然后量了我的体温，心率，血压，血氧浓度，它们都很正常。于是她对着挂在衣领上的无线话筒询问哪间房有空。临走，又让我等着。
六点半左右到达急诊部，至此已过去一个半小时。预期中，我这会儿应已摊在家里沙发上轻松地看电视。我有点想离开了，觉得自己真是没事找事，用杭州话说就是“扯空”，而且客观上既给医院添乱，又占用了宝贵的公众医疗资源：须知美国急症室的费用是天价。
过了二十来分钟，终于有个胖护士领着我离开隔离室，穿过急诊部中心区域，来到C区1号。这是个带移门的封闭房间，走廊外侧悬挂着百叶窗，大小跟隔离室相仿佛。中间置一台移动手术床，床头方向聚集着电脑，监护仪，手术灯，输液架，吸液器，氧气口，插座，辅料台，手套，口罩，及形形色色的材料设备。
胖护士让我签两张同意书。一张允许他们治疗我，另一张允许他们分享我的医疗信息。
“这是否意味着我不能签AMA了？”我问。AMA是"Against Medical Advice"的简称，美国法律确保病人在签这张表格后可以拒绝治疗并离开医院。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医院的免责保证，表明病人之放弃治疗乃自愿行为。
“不是，你可以随时选择离开，当然。”她说。
我想，来都来了，那还是看看医生怎么说再走吧，于是签了字。
又一段枯等后，进来护士三号。隔着三层口罩也看得出来这是个美女。精神不由得一振。
相较之前的同事，她问了一些额外问题，比如有没有打今年的流感疫苗，并仔细盘问我有没有跟来自武汉的人员有过直接接触。我说没有，但也不能百分百肯定，因为高铁上的邻座，酒桌上偶遇的初识，这些人，我并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像车轮战一样，她出去后不久，进来一名矮个儿女医生，自我介绍姓Vang。这是“王”姓。她应该是美国赫蒙族（苗族分支）人。70年代越战中，老挝反北越武装人员和一些难民被特许移民美国，其后裔分布在加州和美国中西部。赫蒙族生性彪悍，颇出过一些狠人，比如曾服役加州国民自卫队六年的旺财(Chai Vang)，2004年在威斯康星雪地打猎，误闯白人私地而生纠纷，旺财一人一枪，杀六伤二，自己毫发无损。
不过王医生很面善，说她们主任还在研究病情，她先过来了解情况。她监听了我的心肺，检查了腹背眼耳鼻喉，又用一根长长的软管捅我的鼻子，捅进去，捅进去，滋味酸爽得很。
她将它拔出来，仔细封存在一个小管子内。我问她情况如何，她说要等结果。
气氛比较轻松，她问我做什么的，聊了一下。我说我打算以后让我孩子也成为医生。她笑，说她男朋友也是医生，他们以后绝对不让孩子从医。那索性让她再开心一点吧，我就问她怎么才能成为医生。她说要努力学习，然后要关怀他人，不要为了钱选择这个行业，“钱其实并不多。”
哦真的吗？
然后又是独处。在斗室盘桓，即使内心世界丰富如我者，也很快就觉得无聊了。我开始仔细观察四周：
紫色的手套有三种尺寸；门口酒精消毒液上写着“Gel In and Gel Out”，规定员工进出都要使用之；抽血顺序用颜色标出来，跟试管颜色对牢（这样就不会搞错了吧？）；移动手术床重700磅，脚闸往左转向，往右刹车…
透过百叶窗可以看到帅哥医生跟护士在说（调）笑（情）；3M的产品很多，口罩，胶布(明天或许买点这个股票…)
王医生再现已是九点半。我已穿好黑色大衣，像发哥一样迷似地微笑，期待道别。
“我有个坏消息，”她说，“我们将不得不把你留下过夜。”
啥？？？
她说流感测试结果已出，我没事。但感染医疗组还须核对呼吸道病毒基因组合，需要时间，明天早上才出结果。之前我必须留院观察。
“但是我想回家。”我有点急了。我不想在惨白的灯光照耀下的这个狭小房间的病床上聆听着病人的哀号过夜。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我可以签AMA拒绝治疗，离开，不是吗？”
“恐怕AMA在这儿不管用。”她说，“你（出去乱走）已经构成对公众的潜在威胁，我们有权力把你留下来。”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
“可是之前的护士说我随时都可以签AMA。”
“你看，你是个讲道理的人，我也是个讲理之人，你来这里是为了排除肺炎的可能性….”
“但是我得肺炎的可能性很小啊，对吧?”
“是，但不能排除。实在地说，现在最平顺的做法就是你同意留下来。我们不会让你睡到酒店，但也不会让你睡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决意不肯，那我们就只能升级到下一个LEVEL，那非常麻烦，而且相信我，你绝对不愿意到那个地步。”
哦？你这是在威胁我咯？
“你是在威胁我吗？”我说。
“当然不是。”
“我保证我离开后就直接回家，明晨第一件事就跑来医院复查，我独居，不会跟任何人接触。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跟踪我回家。”
“不，我们不会跟踪你。让我再问你一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能说服你留下来吗？”
我这时想起看过的美剧。壮硕的院警佩枪冲入，将我绑在床上，医生举起充满不知名液体的针筒:是不是该考虑联系律师了…
“我可以跟你上司谈吗？”
“行。”
我坐在手术床上，想。我这事真是做得太差了，自投罗网。我又没有发烧，我只是过来尽一下公民的社会责任…等她上司来了，一定要跟他好好理论。靠，我可是看过柏拉图的人。我对公众有潜在威胁？她下班开车回家也有可能在路上撞到行人，这不也是潜在威胁吗？说到底还不就是个概率问题吗？条件概率,贝叶斯定理…
我微信上有个非常MEAN的同学群。我说我扯空来急诊，现在被扣住不让回家。彼等异常开心而活跃起来。
“你一旦挂了愿意把遗体捐献了吧？”某人问。
我说我早在驾照上签字同意了。
有个上海女同学表示不解，“捐献了遗体就可以退税？”
“你就把某器官捐给一个壮汉就可以弥补今生遗憾了。”又有人说。
上海女人追问：“退不退税？”她打算退休后移民来美国，对这边的市面要拎清楚。
这就没法交流下去了。我保持风度地沉默，沉默。
终于，来了个五六十岁的高个白人，依旧很和善，说他是福特医生。
“我症状已经消退，我也没到过疫区武汉，中国很大，武汉离我去过的地方很远。”我说。
他说他知道，他去过中国。
“我觉得把我留在这里是不公平的。我只是过于谨慎，而且想尽一下社会责任。我完全可以不来这里的。”我说。
他点头表示理解。“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他说，“你是一个好人。”
他这么说我倒不好意思了。我想我也算不上好人，为了一点居家的舒适就不惜潜在危害公众。好人的话应该可以忍受一晚吧。
“我们有些程序要走。”他说，“我这就去跟公众卫生局的人打电话。一般而言他们都是很好说话的。给我二十分钟。那以后你应该就可以离开了。”
他回到工作台。透过百叶窗，可以看到他在打电话。
二十分钟后他过来了，说公众卫生局已同意我离开。明早检查结果出来，有问题的话，医院会联系我。公众卫生局的人明天也会给我打追踪电话，确保我没事。如果我今晚或明天有异样症状，要第一时间来医院。
“真地很感谢你。抱歉占用了你们很多时间和资源。”
“没有没有。你做了正确的事，”他扯了一个口罩给我，“你是一个好人。”
美女护士拿表格过来。两份，一份是AMA，另外一份是After Visit Summary，接下来注意事项。她说这个新型病毒是super contagious，我来看急诊是绝对appropriate的。
我签完字走出来，外面下着小雨，突然觉得空气很清新。看看手机，已十一点多了。
次日一早接到公众卫生局的电话，问我是否一切正常。我说是。对方说我检查结果出来了，是好的。又留了电话，让我有异常情况就找她，并建议我一周后去家庭医生那里复检。我答应了。
我问她，她们怎么能够确定我的不是新冠病毒，我看到的新闻，试剂还在研发中。她说中国已跟美国分享病毒的基因型,纽约那边已可诊断，新闻报道可能有点滞后。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放下电话，又沉沉睡去。